“陶朱事业，端木生涯”，这是旧时中国商人常常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的八个大字。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端木指的就是子贡，他和陶朱公范蠡一直被历代商人奉为始祖，子贡更是被称为中国儒商之鼻祖。

为什么要悬挂这八个大字？自然是期冀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富比陶朱，诚如端木。曲阜本地的商人至今仍旧习惯以“端木遗风”作为春联的横批。何谓“端木遗风”？指的就是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端木生涯”当然不仅仅是指这种诚信经商之风，更多的是对子贡一生的概括。

《周礼•天官》“太宰”条记：“六曰商贾，阜通货贿”。注：“行曰商，处曰贾。”可知古时经商的概念是“阜通货贿”，即到各地交换财货。流动的叫商，有固定地点的叫贾。《史记•货殖列传》记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废著”意为“贮藏”，“鬻”为买卖。“废著鬻财”是指买进货物，贮存起来，现卖出去的行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集解》释“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即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索隐》释“废谓物贵而卖之，举谓物贱而收买之。转货谓转贵收贱也。”这些解释都说明子贡注意观察市场行情，东西贱时买进来贮存，等到东西贵时再卖出去获利。连孔子都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子贡做买卖、预测行情，往往非常准确。也正因为如此，子贡最终成为了富比陶朱、家累千金的人，所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据说鲁哀公十一年吴国大军远征齐国前夕，子贡猜测御寒丝棉会成为必备军需。为保证将士远行，吴王夫差定会强征丝棉，这样就会造成吴国丝棉紧缺，丝棉价会自然走高。他抓住了这个商机，安排几十人，划成若干个小组，到各地采购丝棉，然后安排快车运往吴国。啼冷号寒的吴国百姓很快将丝棉争购一空，子贡大发了一笔战争财。由此可见子贡发达的商业头脑。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为国之本，商业则为末流，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而子贡却是一个特例。当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尚且“累累如丧家之犬”时，子贡却已经“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驷”的意思是古时一乘车所套的四匹马。这句话是说子贡出行时随从、车马众多，排场阔绰。每到一个地方，便拿出许多金帛来向各国国君送礼。因此他所到的地方，各国国君都对他热情接待，与他平起平坐地谈话。这段记载充分显示出子贡经济实力的雄厚，也说明子贡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也正因为有他这个强大的经济后盾，孔子才得以在周游列国时屡屡逢凶化吉，继续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商人出身的子贡，师从孔子，在经商和政治外交活动中，一边进行商业经营，一边宣扬孔子学说，既做到了累积千金，又传播了圣人之道，同时广布仁德、施民济众、为民造福；既是一位出色的商人，又是一位传道的儒者。这也是他被后世尊崇为儒商鼻祖的原因所在。“端木生涯”，谋利与弘道在这一词中实现了完美统一，是对子贡一生的概括，也是后世商人穷其一生追求的境界。

在处理谋利与济众的关系上，子贡曾就这一问题问过孔子：“假若有一个人，给予老百姓多方面的好处，又能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怎么样？”孔子说：“岂止于仁德，那简直就是圣人了，舜大概都难于做到哩。有仁德的人，自己想站得住，同时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通达，同时也要让别人通达。凡事若能以自身为例而周全别人，可以说是实行仁德的方法了。”子贡牢记孔子的教诲，交往富者，同时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人君，下至平民，都称颂他的仁德。子贡经商以诚信为本，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得到的财富不只为自己老师的传道铺平道路，也积极帮助、抚恤需要帮助的人，这种义利的统一恰恰是儒家精神的极好体现，这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后人称道他这种“义”与“利”完美统一的经历，“端木生涯”由此而生。在子贡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诚信仁义、利惠众生和自强不息的儒商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