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察微》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本国同胞沦为奴隶，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就可以向政府兑领等额的赎金并获得一定额度的奖赏。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而得以重返故国。

子贡在一次出行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有钱，所以一次性地赎回了很多鲁国人。回到鲁国后，却拒绝了政府的补偿和赏金，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家分担赎人的负累。世人皆夸子贡高尚，孔子却因此大骂子贡，说子贡此举不合礼法，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孔子认为，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但子贡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他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却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大多数人没有子贡这么雄厚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如果白白付出这笔赎金，他自己的生活就可能受到重大影响。如果不能取回自己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看到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甚至于，即便有人有这个经济实力，不仅有机会，而且有能力付出赎金而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由于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准，因此他也会因为付出赎金后无法收回，而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还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这必然会导致他人因为羞于领赏而见鲁奴绕行，不再做赎鲁奴的善举。

与“子贡赎人”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子路受牛，说孔子的另一高徒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了十分高兴，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从正反相对的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到，孔子对一种道德行为的评价，重点不在于细究好人好事背后是否有纯粹的道德心，而在于看此种行为能否形成良好的道德激励。如果一味地强调道德的高尚性，而忽视了好人好事应有的社会回报，那么道德行为就有难以为继的危险。不求任何回报的道德标准固然高尚，但并非人人可为，也并非长久可行。同时也反映出了子贡财大气粗又不拘礼法。这一点可以从另一个小故事“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中更直观地反映出来。

这个故事说的是按照周礼，诸侯国每个月都要举行告朔之礼。所谓告朔之礼，就是古时候天子往往在冬季最末一个月时颁布来年十二个月的初一时间给各诸侯国，诸侯藏之于祖庙之中。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头羊称为“饩羊”。到子贡的时候，每月初一，鲁君不但不亲临祖庙，也不听政，只是杀一只活羊“虚应故事”罢了。子贡觉得既然“告朔之礼”已经名存实亡了，干脆把羊也去了好了。孔子却坚决反对，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既是象征，就不能去掉，否则就是废除了告朔之礼，而礼是万不可废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孔子注重礼的维护，而子贡则不拘礼法、务实笃行。